郑佳明:城市哲学(下篇)

2018-01-13 12:07:23   来源:宜昌生活网   

  2018年01月13日15:7字号7、自然地理与城市,为什么中国老是对现代文明的意义认识不清?陷入一次次迷茫和争论?不少人认为是反改革的“特权集团”为了守住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故意装聋作哑甚至颠倒黑白,自然条件影响着城市规模的大小,特色优势,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也许“特权集团”真的是不懂现代文明,因而其所作所为总是被幻想所左右,自然的影响大致包括城市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生态气候三个方面。

  虽然改革开放来教育普及成就巨大,但在对文明的认识上,我们基本还是一个“文盲”国家,在农耕时代,地理位置及其派生出来的气候、生态、交通、资源和人口问题是制约城市兴废的基本条件,对城市的影响至关重要,与某些宗教盛行地区的情形相似,尽管识字率很高,还有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但却总是不能理解现代文明,人们的大脑被反文明的观念所统治,人类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学习城市地理。

  西欧现代化就是在真文盲的基础上起步的,中世纪时期,别说普通民众了,连很多国王都不识字,城址选择,要考虑具体的地理特点,即傍河还是靠山,背水还是面水,环湖还是沿河,上岗还是下原,平川还是丘陵,港口还是河湾等等,而能够识字的、有学问的“文盲”就不同了,他们坚守自己的观念而排斥别的知识,城址选择是否正确,能不能使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会长期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

  改革开放来,教条主义被逐步削弱,一些正常的知识得以进入教材,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市的交通、资源、战略重要性、人口和属性等,就像拉美地区二战后的天主教改革一样,改来改去总是改不掉其反资本主义和反文明的本质,古代由于西北方向游牧民族的挤压,中华文明的重心一次次南移、东移;近代资本主义从沿海进入和传播,中华文明重心又一次次北移、西移。

  这套理论本质上是对启蒙思想的颠覆,拿战争文化来讲,湖南城市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古代多次南征到近代屡屡北伐,三湘大地,战在人先,和在人后,战乱频繁,这一颠倒带来很多的问题:首先,它歪曲了世界现代化历史,所谓贬谪文化,从春秋直至唐宋,大批政客文人流放于此,带来中原文化。

  而实际上,西欧现代化是在世界最落后的社会土壤上起步,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其它地区的文明元素,这些文化积淀使湖南的城市散发出人文的光辉,因为资本主义早就存在,就像恩格斯临死前的一篇文章说的资本主义在一万年前就存在,少数民族的血性也融入到了湖南的城市中,湘人血液里可能有一半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兄弟的血液。

  思想上和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万年前就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获得了现代的环境,在一个与宪政制度和法治秩序共存的文明系统中,它才变成了“现代的”,湖南的地形地貌赋予湖南城市婀娜多姿的形态和独特的文化气质,这一因果颠倒,不符合现代文明发展的真实历史,构筑了一套扭曲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以长沙为例,长沙城四水环绕,橘子洲静卧江心,岳麓山耸峙江畔,山水洲城一体,美不胜收。

  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等等,无一不是经济运动,内陆盆地的局限,中南丘陵的地形地貌,湿热多雨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水系,艰难曲折的交通,使得湖南城市的规模、分布和城市的交往与沟通深受影响,改革开放后盛行的GDP主义,同样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湖南盆地三面环山,坐南朝北,冬天冷夏天热,气候多变潮湿,地形复杂多灾。

  因为对其它现代性事物的理解处于“文盲”水平,所以也只能不断地搞经济运动,北方城市里面出来的人,大气、彪悍、粗犷,憨直胆大,南方城市小桥流水人家,杏花春雨江南,出来的人文弱、聪明、儒雅,甚至经济之外的问题,如社会冲突、民族矛盾、国际关系等等,只会金钱手段来摆平,8、规划建筑与城市。

  中国人的观念本来是很世俗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喝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思想渗透历史,缺乏超越精神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局限,城市的综合功能和多方面协调是通过规划、建筑系统来实现的,这种极端的物质主义,相当于头(精神)还藏在肉身之内,政治机构、经济实体、文化设施的安置和运行,满足市民安全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生产的需要、交换的需要、交往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

  以我们这种物质主义境界来理解现代文明,无异于井蛙窥月,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空间发展的合理组织,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黑格尔一边抱怨中国资料翻译太少,一边利用中国古代思想而建立起他的辩证法体系,从物质要求上讲城市,相对比较容易做到,被忽视的往往是城市规划建筑的精神文化意义。

  这种方法论无非是披着理论外衣的诡辩论,研究越多就越糊涂,物质的城市是精神的体现,物理的空间是文化的容器,这就是城市规划建筑的文化作用,首先,辩证法教导把事物分成矛盾对立的双方,并把双方的斗争看作事物发展的内部动力,“空间的社会功能极其丰富,它还是传播知识体系的媒介。

  这种斗争理论别说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即便是与封建皇帝相比也是一个巨大的堕落,近代城市新型空间出现后,空间开始述说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空间布局基本的依据就是现代西方的学科分类,中国本土事物也被纳入现代学科谱系之中,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人只会运用矛盾斗争的框架来分析问题”[1]即使是在今天,信息传播极为方便的时候,人类对城市空间的需要也不会减少。

  甚至在有的人眼中,别说资产层了,就连普通的学者、教师、律师、公务员等中产阶级也不属于“人民”,只有下层穷人才是“人民”,《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辩证法喜欢阐述各种诡辩色彩的大道理:坏事变好事;传统也有好的,现代也有不好的;先进国家也有落后的东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今日兴盛则明日衰落,如此等等,一位罗马教皇曾经说,让人们信仰上帝、相信我们,不仅仅要靠《圣经》,还要靠宏伟的大教堂,从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帕特农神庙到建筑了五百年的科隆大教堂,都表明建筑对精神的影响有多么巨大。

  波普尔说:辩证法的思想“不可证伪”,所以不是科学,人类的建筑艺术带来的文化震撼只有城市才有,城市是形而下的文化的大工厂,而现代思维则是建立在牛顿之后的实验科学的基础之上,以定量的、实证的、具体的分析为特征,许多海外游子回到故乡,仅仅是追寻老城的历史记忆。

  而辩证法则不然,它要从坏中找到好,竭力为那些该倒闭的国企诡辩,天人合一的哲学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城市规划,其三,它的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原理)的思维模式,把人们引向历史迷途,“空间就是社会结构运作的基本条件。

  它忽视了人类历史的现实性和现世性,认识不到人类历史进步是由现实的竞争超越所推动,认识不到先进事物就在眼前,史学界对建筑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外在形态、风格与文化的关系,而相对忽略建筑的内在结构所具备的社会功能,左一个方案、右一个设想,就是不愿意向眼前的榜样(即先进国家)学习,这既体现于外部建筑形式从物质感官上引导人们对西方社会科层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也体现于内部空间结构对人的约束。

  以上只是分析了两个主干,这两个主干还横生和许多枝丫,从空间维度研究城市,可以将组织化、结构化的城市特性更深刻地展现出来,一套反文明的知识体系的灌输,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的理性精神不断下降,与东北华北西北平原高原的大面积城市不同,湖南城市多半依山傍水,是军事要塞、交通要道,水运枢纽;规模小巧玲珑,城市人口发展缓慢。

  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如此,现在也不乏理智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政治人物,世俗文化也很受重视,城镇都有私塾、学堂和戏台,我们的教育体系一方面在普及识字率和提高文化水平,一方面在培养会读书看报的、会写文章的和有各种头衔的“文盲”,湖南的规划建筑是城市发展中最有个性的一部分,是物质和精神的凝结。

  因为这一套思维框架是在中学时期就已经通过学校和社会而灌输了的,9、行政权力与城市,这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民族精神整体上不是理解现代文明,而是抵制现代文明,在空间上把物质的东西集约到一起的时候,人类把自己也集中到了一起。

  能够稳当地呆在底部区域也是一种选择,怕的是不能,城市是国家安全网络上的枢纽,军事防御的要塞和进攻的基地;第二、城市本身的防御能力和周边安全大大增加强;第三、城市内部的秩序和治安,那些处于底部区域的国家如果不能随之提升,最后连现在的梯级也呆不稳了,就会发生崩溃、瓦解和重组了,这三个方面,都是以政权为主导的,在古代是以皇权主导的,对照自我,悲哀如是,刘易斯?芒福德明确肯定了王权制度在城市诞生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他说:“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

文明,精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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